审美一般应有优美、喜剧、崇高、悲剧等几个标准。

人在自我实现理想中，生命呈现出各异的表现，这就使人作为审美主体相应地感到可亲可爱、可笑可喜、可钦可敬、可悲可叹。崇高，也叫“大”、“大美”、“阳刚之美”、“壮美”、“雄伟美”、“刚健美”等。
    翻开中国的有史记录，有两个人总是难忘。一个是陕西人司马迁，还有一个就是广东人孙中山。

中国研究评价一个人总要等这个人离世百年以后才来解剖他，一个可能是怕感情用事，失之偏颇；还有一个不好言说的原因应该是怕得罪人。后一种陋习养成了中国人非常不可取的性格：人前都不指出人的缺点，都是好话（假话）；人后呢，不负责任乱说一通，即使是客观地说说，别人还是容易引起误会，说你当面怎么不说，那不是待人不真诚吗，或者是不是别有用心？

不管怎么说，司马迁和孙中山这两个人在人前人后你是挑不出他们的毛病的。他们伟大崇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半点私心杂念，视名利如粪土。

西汉司马迁38岁继父业成为太史令，42岁开始写作《史记》，47岁时，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替汉代名将李广之孙李陵辩护，受汉武帝刘彻猜疑，处于宫刑。“宫刑，淫刑也，男人腐刑，妇人幽闭”。宫刑对男人来说简言之就是割掉生殖器。古人把名看得比利重，一个人有过失被割掉头发就难于在世上做人，处宫刑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本来也可以免于宫刑之苦，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出钱消灾”，可怜司马迁世代为官却拿不出五十万金来赎罪，可见其祖辈都是“素心人”；二是自绝于世。司马迁最终选择“苟且偷生”。读过《报任安书》，方知其为什么暂时还不能死，他那种为实现理想心怀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信中浮现的那颗破碎焦虑之心，让人动容，潸然泪下。可以说司马迁是世上最伟大“苟且偷生”的人。没有他的“苟且偷生”，我们看不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没有他的“苟且偷生”，华夏民族的兴衰史、苦难史、辉煌史将会出现巨大真空。最可贵也是最能检验一个人高尚的试金石是司马迁在罹祸后孜孜矻矻，不问名利，表里如一，直至离世。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他早已把生死利禄置之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真可谓“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感谢清末民初的那个叫孙中山的广东人。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屡败屡战，最终用大炮和火药把民主、民权和平等震荡进这个千年古国，把影响中国几千年牢若金汤的男上女下、君上臣下、父上子下的纵向社会结构改变为文明的横向关系。中山先生是我们行走在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是把我们唤醒于沉睡中的人，中山先生是多么的伟大呵！中山先生的伟大还在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若保证使清廷退位，建立民主国家，中山先生就把总统的职位让出来。中山先生说到做到，说明中山先生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真是难能可贵。所以，中山先生辞世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平均性格虽然趋于温和，但藏否人物时却是非常挑剔的，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中山先生身上能挑出星点毛病的。中国共产党尊重他，中国国民党景仰他，历史学家崇敬他，几乎所有的华人都怀念他，一个人能被方方面面的人接受，太难了！而中山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无怪乎我党的一位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同志曾经动情地说最早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孙中山先生。

国父这个称呼用在中山先生身上，名副其实。